中唐诗人孟郊的“游子”之吟已传诵千年，但把游子文化真正当作一种文化来探讨，却还是第一次。近日在浙江德清举行的“游子文化论坛”以其精神上对传统道德的回归，以及传统道德与现代社会的冲撞引起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来自全国的知名专家、学者参与了论坛，本次谈话为论坛精华部分。
——编者
【韩美林：艺术家】
我为什么忠于我的祖国
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不忠不孝，那才是反革命！那才叫反动呢！如果没有我们的民族，你打哪里来？我最看不惯的就是：有些人一到了外国，说话时就说：“你们中国……”到外国混了两年，说话就非得用英语来进行辅助表达。有的人鼻子也不大、皮肤也不白、眼睛也不蓝、头发也不黄，名片上的名字后面非得加个括弧，填上一个外国的国籍，这绝对是一种可耻的现象。
我对祖国的感情也是一种游子的感情。我就是得了再高的荣誉，也绝对不会忘记民族对我的培养。我的作品全部具有中国特色，我绝对不搞外来的，我觉得这包含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自尊心。我们中国有几千年的传统艺术，我们有必要跑到海外去寻寻觅觅吗？还有中华民族历史上曾出现过的男男女女的英雄豪杰，他们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和骨气，这是我们最大的遗产，因此我爱他们。在我的眼里，外国的将军也并不一定比我们中国的土匪好！我12岁参军，从小受到烈士事迹的教育，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之不易有深切的体会，因此我爱我的祖国。大家都知道，我受的罪可多了：瘸了一条腿、挑了一根筋、剁掉了八个指甲、坐了四年零七个月的牢，但是我没有埋怨。我没有“伤痕文学”，也没有“伤痕艺术”，我绝对不抱怨。我明年举行第六次书画展，我这辈子的稿子、书画、雕塑将全部献给祖国；我挣的钱全部献给了穷孩子苦孩子傻孩子，我最后是个“0”。这就是我——一个游子惦念着祖国的感情。
【谢遐龄：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孝文化不应是听话文化
《十三经》中的《孝经》里有诸侯之孝、大夫之孝、庶民之孝等，中心思想只有一个：就是做好本职工作，安分守己，然后保证自己的祖宗能够享受到祭祀。现在的孝文化，我一下子找不到合适的词，姑且叫做“听话文化”。现在如果有一个听话的乖宝宝，我们就会说：“这孩子不错。”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这样的孝文化体现出了一定的局限性。中国人核心的伦理观念就是“听话”二字，实际上现在已经遭到了年轻一代的反抗，但是对父母不孝还是大家所不能认可的。我多年来一直认为：我们的道德重建是我们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最关键的因素。
【王旭烽：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浙江省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
集体迁徙和集体回归
作为一个作家，我发现“乡愁”、“游子”、“落叶归根”这些概念形成了一个密码，“游子”这个词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密码。全世界都有游子，为什么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化呢？这和我们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人的碰撞、融合、分离是密不可分的。我注意到：欧洲的一些地区，在同一种语言、文化、宗教的背景下分裂成了许多国家，而我们中国这么大却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这非常有意思。我们的民族有一种集体迁徙和集体回归的现象。中国人往往不是一个人“游”，而是一个家族的“游”，使他们到了异域还保持着民族的凝聚力。公元978年，当时已统治浙江一百多年的吴越国钱氏王朝回归中央政府，这里虽然有政治、经济的原因，但是那种潜在的、渴望大一统的文化传统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种价值回归、价值取向，在今天海峡两岸还没有统一的情况下显得十分有意义。
【张抗抗：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主席团委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传统道德的现代性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下，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孝道”，和当下的现代人所须承担的家庭责任感，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的物质欲望增强，情感需求减少。家庭关系、父子关系、朋友关系、亲情关系都不同程度地变得疏离和淡漠。但是这种“破坏”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也就是说社会的公共空间增大了，人的独立性和个性加强了，原来家庭成员之间生存的依赖性和互助性，自然会逐渐递减；子女与父母亲之间，传统伦理中所规定的那种人身依附关系，必然在消解之中。
但是现实的情状并不令人乐观——事实上，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不信任，家庭成员之间的防范与戒备，疏离与冷漠，尤其是子女与父母的精神沟通障碍、子女成人后对父母的赡养责任逃避等方面，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冷酷与自私的倾向，某些极端的事例，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忧虑与关注。
古往今来，人作为一种具有精神与感情需求的高等动物，亲情、友情、爱情，都是我们生活的精神支柱。亲情可贵，亲情表面上看来温情脉脉，但却蕴含着极大的杀伤力，会带来恶劣的后果，成为毁灭自己和毁灭他人的温情杀手。我们看到一些腐败事例的发生，表面上是为顾及子女、亲友、情人的生活前途，违规批条，甚至不惜挪用公款、贪污受贿。在这里，亲情其实只是一种冠冕堂皇的借口，亲情的背后更多是腐朽的宗法、血缘、封建残余价值观，比如封妻荫子、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等等，直至权色交易。这样的所谓亲情，恰恰是现代社会应当坚决扬弃的，并应以理性与法治加以约束的。
究竟是什么样的客观原因，使得亲情作为一种延续千年的传统中华美德，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崩溃得如此迅速，脆弱得不堪一击？
我们怎样才能够找到一个适当的立足点，能够从心灵的本源中寻求帮助？社会机制和道德体系又该怎样整合，才能创造出有利于健康人性发展的外部条件？
进入到21世纪的现代社会，子女与父母的关系，早已破除了“父父子子”长幼尊卑的传统儒家文化的家庭等级观念，以及养儿防老的“投入——回报”关系，而更多地体现出平等、尊重、关怀和理解。现在，除了献血捐肾等等特殊情况，父母亲需要更多的是我们平平常常的爱心。比如陪父母说说家常话、关心父母的身体状况、买一些安全实用的老年保健用品；远游在外的儿女，能常常与父母通电话；条件许可的话，把父母接过来同住、与父母一起去旅游。在饮食起居之外，更注重老年人的精神需要，帮他们排遣孤独与寂寞。尊重父母的兴趣爱好、不干涉老人的感情选择等等。这种关爱，才是老人真正需要的。有的人在父母生前其实对父母非常冷落嫌弃，在父母过世以后，却举办铺张的葬礼建立豪华的墓地，以此赢得一个孝的名声，或是炫耀自己的权势。这样的孝文化，不是当代社会所应提倡的。
【张颐武：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们丢掉了一些东西
中国人迎来了非常灿烂的今天，但是在高速成长中也丢掉了一些宝贵的东西，这可能也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我们怎么样在达到我们目标的同时，不失掉我们最宝贵的东西？
人可以四海为家，可以获得一种更灵活的身份，但无论游走到何处，无论我们已经多么灵活，但《游子吟》中的那份真诚的情感仍然存在。母亲的记忆乃是人的最基本的情感，这种童年生活的最原初的记忆不是一种滥情，而是一种人确立自己的主体的途径。人正是从最初的感情上展开自己的。我们的自我虽然可以有更大的灵活性，但个人的记忆无法抹去，个人过往的生命痕迹无法擦去，人赖以成为人的一切都不是简单地由当下的处境决定的，他的过去不可能没有影子，一个“游子”毕竟有卸不掉的问题。没有过去的记忆，我们根本无法构筑我们自己，但没有今天，过去的自己也没有任何价值。
其实，对于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来说，这个国家在全球化中间所日渐显示的活力和冲力都给了她的游子一份无法摆脱的力量，这力量一面来自她的传统，一面也来自她今天的能量。
【李敬泽：评论家、《人民文学》副主编】
游子心中没有“线”
中国人正在经历着迄今最大规模的出走和远游，这种远游既是地理的，也是社会和文化的。每年春节，上亿的民工在中国大地上像候鸟一样迁徙，这可能是一个世界奇观，但在这背后，更令人惶惑的问题是：他们如何看待自身与故乡的关系？是否还有一条纤细而牢固的线把他们与一个持久、完整和充实的意义世界联系起来？
对此，我们恐怕很难做出简单的回答，现代的游子们当然依然惦念着他们的父母，但问题在于，与父母相关的那些价值是否仍在？一个人对他的血缘、宗族、祖宗庐墓的责任，以及与此相连的自我意识和社会认同是否仍在？
我想，这一切至少已经残破不堪，我们面临的是严重的身份危机和认同危机，在某些地方、某些人群中，人不仅成为游子，而且是心中没有“线”的游子，是把自己丢掉了的游子。
而当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离开故土，分布到世界各地去的时候，危机也同样深重。过去，我们常常会震惊于海外侨胞比我们保存着更多的传统精神和仪式，他们牢牢地抓住那根线，以免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丢失。但是现在，新一代的游子更倾向于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他们更主动地改变自己的身份——虽然这往往被证明是极为困难的。
总之，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故乡在哪里？那个过去由父母所体现的那个可以安居的意义世界，它还在吗？
所以，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在中国巨大的社会转型期中，我们尤其需要一种文化自觉，这种自觉不是搞什么饮食文化、服饰文化，而是向自己提出根本的问题：我们这些不同意义上的游子，究竟有没有一根线把我们大家连在一起，如果有，它是什么？它有多强多坚韧？
●“卧冰求鲤”“啮指痛心”的孝道故事还有现代意义吗？（见图）
作者:韩美林;谢遐龄;王旭烽;张抗抗;张颐武;李敬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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